80后小时候上的那类托儿所为什么消失了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有实力的大公司开始主动承担起一部分托幼职能,将之作为对内部员工的一种福利。

很多企业都表示害怕自己公司的女职工怀孕,这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从企业的角度看,女员工怀孕通常意味着不仅仅是休几个月产假这么简单的问题。客观来说,小孩出生头几年,家庭生活主题的重大变化注定会影响孩子母亲整个职业生涯发展。于是,社会上有不少的年轻职业女性出于对“不可控人生”的恐惧会做出“宁可养猫也不要生小孩”的人生选择。

与此同时,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有实力的大公司开始主动承担起一部分托幼职能,将之作为对内部员工的一种福利。今年4月,位于京东北京总部“京东初然之爱托幼中心”正式开园,京东员工子女可以免费入学。7月,滴滴女性联盟联合行政部开设了一家员工子女托管中心,帮助员工解决暑期孩子的托管问题。

由企业开办针对职工的托儿所,可以说是一种消失已久的“潮流”的回归。

事实上“托儿所”一词,最早就是源于1970年代至1980年代由一批机关、企业和街镇所创办的全日制托儿所。但后期由于体制改革,福利性质的企业托儿服务体系被转为市场化运营,加之社会出生人口减少等因素,最终这种类型的托儿所从大众视野已经消失了数十年。

《第一财经周刊》近期走访了家长、学者、政府监管部门以及一批现在托儿所的负责人,我们的目的是想了解在现阶段一个普通城市家庭对于托儿所的需求究竟有多大,以及尽可能梳理清楚——如果由社会力量来筹建更多的托儿所,那么大致需要经过怎样一个申办流程才能获得合规资质,以规避不确定的政策风险。

Q1:双职工家庭面临的育儿压力到底有多大?

37岁的邱琳生活在上海,女儿今年2岁,她和丈夫属于典型的双职工家庭,而双方父母都已经60多岁,带孩子对他们来说已经太辛苦。另一条路可能就是找保姆。

“但保姆你该怎么信任,心里是很害怕的,大部分时候想遇到一个好保姆只能是凭运气的事。”兼顾照看孩子和工作让邱琳左右为难,她认为最好的选择就是送孩子去托儿所。

“我在公司附近打听到有一家托班,就过去看了一眼,没怎么比较过,也不知道外面的托班什么样,确认还可以我就付款了,一个月7000多元,8000元不到。现在我家每天早上先生带着我和孩子一起出发,到他公司门口,我带着孩子步行200米送她到托儿所,小孩交给老师之后我自己再骑车去上班。托儿所下午4点钟放学,还是让公公婆婆接孩子。我觉得这是上海多数双职工家庭的缩影。”邱琳说。

Q2:年轻父母对托儿所的选择有很多吗?

答案是:非常少。

邱琳选择托儿所的过程,在外人眼中几乎有点“饥不择食”。

“我知道现在没有几个公立托班,所以也不报幻想。现在只有上海中福会幼儿园下面有个小托班,但我了解到,一般人进不去的。我朋友女儿18个月的时候去面试,还是托班下面的一种亲子班,就是需要父母陪同上课的那种。一开始是让父母坐在一起群面,给几个开放式问题,幼儿园从中选出通过这轮面试的家长,然后他们才有资格带着孩子去面试。选中不错的小孩先有资格念亲子班,最后在亲子班的毕业生中只有一部分小孩可以拿到上中福会托儿所的资格。”

这就是邱琳所面临的在上海如果想选择一家公立托班、听起来有点残酷的现状。所以她后来只能在朋友圈先打听一圈,经两个闺蜜推荐,又在大众点评上看了一下介绍,找到了眼下这个小型托班。初步印象不错,于是邱琳去做了实地考察。而这场考察最多也只花了半个小时。

“只有很小的一个地方,在一个挺难找的居民楼里,小小的一套房子,两室户,一个小院子,装修得很好。我首先寻求的是金字塔的最底端——吃饱、照顾好、孩子的大小便有人料理。”

接触过后,邱琳甚至还有些惊喜发现:虽然这是一家“个体经营”的托班,但她觉得老师的谈吐很好,每天中午的时候有个阿婆去给孩子们做饭,吃的午饭一个月不重样。

“我去看的时候是今年夏天,人最多的时候有7个小孩。最关键的是离我们上班的地方近,小孩有什么事我就可以立刻赶过去。”邱琳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Q3:很多80后小时候都上过那种父母单位办的托儿所,现在怎么都不见了?

目前中国针对儿童教育的各项政策法规中并没有针对0到3岁儿童托管教育机构的明确定义,也没有出台相关明确的申办政策和指导流程。所有很多被视为“试点典型”的企业自建托儿所项目,手握的仍是一种说不清楚的“许可”。

“你看到的那种写着‘主管单位是我们教育局’的托儿所,它们是很早之前就开办的,原来属于集体性质,后来转成民办,我们近几年没有新开的托儿所。”一位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局学前科的工作人员对《第一财经周刊》表示,目前网上能够查到在上海地区有11所民办托儿所都属于“转制”性质的老托儿所。

“现在针对申办0到3岁的民营托儿所标准还没有出台,需要等待市里统一发布文件才能申办。所以目前还没有分配明确的主管部门,也没有明确可以颁发证件的部门。但可以申请民营幼儿园,标准可以参照上海市《普通幼儿园建设标准》(DG/TJ08-45-2005)申请办理。”前述工作人员说。

Q4:现阶段国内到底能不能创办托儿所?需要哪些手续?建园标准是什么以及政策风险有多大?

“三年前我在申请执照时很茫然,去教育部门申请执照时,他们说我们不属于他们教育局的主管范围,工商这边让我们走的培训类的形式,执照是申请下来了,但我个人认为这个‘许可’其实很模糊,不知道我到底属于托儿所还是培训机构,还是介于它们之间?我觉得我们是在做托儿所的工作,希望未来政策这一块能尽快落实吧。”王琦在上海加盟了一个国际连锁的全日制0到3岁婴幼儿学校,虽然只在工商局完成注册领取了营业执照,但学校仍顺利营业至今。

在北京和上海,托儿所产业如今已经出现了一批连锁性质的机构。大家的思路是一样的:与其空等政策,不如先把规模做起来。

“市面上大多数托幼机构都在走国际化路线,我认为这是一个时代趋势。国家应该会比较支持连锁性质的学校,因为它各项执照比较专业和正规。(加盟前)我去考察过其中一个直营校,还是比较正规的。”王琦介绍说,从他参观很多直营托儿所比较选择出最合适的项目,到与品牌创始人约谈、签约,再到选址招聘、做员工培训,前后花了将近5个月的时间才办起这家民营托儿所。

“我也一直在打听这件事。现在只能申请开办民办非营利性幼儿园或者培训学校。我过去在上海一个很好的幼儿园里面干了很多年,大学学历。”今年年初,陈妮从幼儿园辞职,租用居民楼中的两室一厅和一个院子开办了一家针对2到3岁孩子的小型托班。

“现在体制里面幼儿园已经有点变了,侧重点不在带孩子,我本身比较喜欢带孩子,自己不太适应这个变化,所以就想自己出来办一个很私人的小托班,属于我自己能够控制范围内的。作为一个老师一定要确保小朋友的安全。”现在,陈妮最大的希望,就是自己办的托儿所能早日成为一家“持证”的正规机构,否则她永远只能靠大众点评和家长之间的口碑传播,“很容易因为无证经营而被取缔”。

“国家要求民办幼儿园要具备有很多硬件,但作为我个人,如果真的去配这样的硬件,个人的资金压力非常大。你需要一个场地,之前打听是至少300平方米,还要有户外空间。”陈妮告诉《第一财经周刊》,目前因为没有明确的托儿所建设标准,一切只能参照幼儿园的相关标准,“但如果以个人名义创办,对我来说最大的困扰就是资金问题。”

除了在持证经营和建设标准上存在政策不确定的风险,陈妮认为,目前国内托儿所产业面临的最大的瓶颈还在于师资问题。

“现在公办幼儿园都没办法保证最好的师资水平,而且流动性非常大,已经不能说所有好学校都有好老师。很多时候我们开设一个教育机构,除了要有硬件,也要看重我的师资——我有怎样的老师,但政府目前只是把关硬件。”陈妮说。

Q5:国外托儿所产业是怎么做的?

在女性更早大批进入职场的西方社会,能提供daycare(日托)服务的供应商也相对更丰富。“中国在这方面还是基本空白。”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对《第一财经周刊》说。目前,她正在撰写一个提案,帮助政府制定“幼托”行业的标准。

在她看来,每个行业都有有问题的人,这是概率问题,而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制度设计。比如,“0到3岁的托儿所和3到5岁的幼儿园需要区分,保育功能和教育功能需要区分”这些问题尚未被服务提供者和监管部门充分认识到。

而对于国外那种完全由纯市场化的机构来提供日托服务的产业结构,沈奕斐认为,我们国家也不见得要完全借鉴。“中国的育儿文化不同于西方。”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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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三路491号
11月29日
到底啦